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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小说。

    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震动过许多读者。

    这几位女性可以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的女作家。她们所写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那位喜爱拍电影的丁灵。

    丁灵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比如《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

    那就是小说的散文化,她小说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张爱灵,她是海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说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

    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是束缚了新诗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学的倒退。

    也有人赞成,诗歌之所以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有节奏,不能太过散漫,没有约束。

    这其实就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化新诗”的争论。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有韵律,有音乐性。

    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

    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自由诗占据了主流。

    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诗人也不值钱了。

    鲁讯在1934年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因为没有韵律,所以读者根本就记不住。

    在这一期的《新月》杂志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虽然诗写的一般,但却是一位颇有家庭背景的女诗人。

    因为父亲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林徽茵在北平颇有名气。

    林子轩给了她特别的推荐,培养她成为《新月》杂志的代言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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