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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子闻等人所料，孙仲山刚刚过世，不少报纸就开始批判起来。
上海的《时事新报》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闻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
北平的报纸则更为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缅怀中，出现了诸多对孙仲山不利的评价。
这些报纸没有否定孙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绩，也没有抹掉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们攻击的要害是孙仲山和苏联的合作。
自1923年起，孙仲山经过思考，制定了联合苏联的路线。
这个他晚年推行的方针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质疑，就连广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孙仲山强势压了下去。
随着他的离世，这些声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现。
报纸上批评孙仲山要打倒帝国主义，不向外国列强屈服，可自己却和苏联合作。
他们认为孙仲山把中国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推行苏联的政策并不可行。
这些报纸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背后都有军阀和政客支撑，代表着一方势力，在这个时候，自然不遗余力的毁坏孙仲山的名誉。
所谓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
孙仲山还未下葬，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批判孙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北洋政府担心孙仲山在民众中的威望，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间还处在对峙阶段，北洋政府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利拱手相让。
其次是中国不少政治人物对苏联的警惕，特别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势力。
林子轩不想牵扯到政治的漩涡中，却也不得不做些什么。
他觉得对于孙仲山功过的评判不必急于一时。以后有的是时间，人死为大，这种做法有违中国的礼仪。对于死者极不尊重。
他把《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头版空出来，只用黑体大字写了两行字。
“孙仲山先生。永垂不朽。”
连续七天皆是如此，直到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到中央公园。
孙仲山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值得这个评语。
他还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内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对孙仲山的评价可以先放一放，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值得尊重，没必要这么快就盖棺定论。是非对错自然有后人评说。”
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
不少人对孙仲山的主张并不认同，林子轩也不想强制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只是让他们等一等再说，在这个时期以悼念为主。
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接受，却也影响了一些人。
在这次批判孙仲山的声浪中，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人参与的不多。
林子轩在报纸上发了长文，主要说了孙仲山对于中国的贡献，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语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为国家和人民而死。便是比泰山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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