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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正常的现象。
有些较为出名，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不过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纯属个人爱好。
林子轩原本并不在意，礼貌的翻开扉页，却看到了创办者的名字。
戴望术、杜恒、施蛰寸、刘呐欧……
这些名字在1926年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会成为上海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林子轩有点尴尬，他记得曾抄过一首叫做《雨巷》的诗歌。正是戴望术日后的成名作。
他找了地方和三人攀谈，发现人生真是奇妙。
1923年，林子轩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他离开之后，戴望术和施蛰寸在秋季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彼此就这样错过。
到了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上海大学被租界当局查封，两人便转入震旦大学学习。
他们在震旦大学碰到了杭州同乡杜恒和台湾人刘呐欧，因为大家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相投，便组成了璎珞社，创办了《璎珞》旬刊，发表一些诗歌和小说。
当然，杂志的反响并不大，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
他们的文学观点偏向于自由。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位教师对戴望术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这点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和政治牵涉到一起，不能成为宣传的工具，而应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种观点和徐至摩所追求的自由主义还不相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由。
在上海文坛，有鸳鸯蝴蝶派这种旧派作家，有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还有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等等。
林子轩是上海文坛的代表人物，提倡文学的百花齐放，他的作品风格各异，中西杂糅。
这让戴望术等人觉得林子轩的文学风格极为自由，正是他们所追求的道路。
他们想要写出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既不是旧小说，也不是革命文学，而是展现这个时代，表达自己思想的新小说。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后来和鲁讯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生了一场有关“第三种人”的论战。
林子轩看着这三人，觉得任何文学派别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促成的。
加上那位不在场的刘呐欧，几位年轻的文学青年聚集在震旦大学，互相影响，互相学习。
没有人想到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也是海派文学的重要一员。
他们的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躁动和浮华。
在对都市中男女感情和生活的描述上别具一格。
有别于老社的平民角度、京派对都市的反感与仇视态度、左翼的理性心态，新感觉派给新文学提供了对于城市的更加新颖和深刻的理解方式。
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
对于这样未来大有作为的文学青年，林子轩自然极力拉拢，但也知道拔苗助长的坏处。
所以，他只是给予了少许的帮助，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