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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被点燃了热情的逃亡者的请求被拒绝了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自发地去搜寻“不稳定空间”；他们很可能在狂热的热情的驱使下盲目地进入那些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丧失的“不稳定空间”。
逃亡者的领袖根本不怀疑他们的“勇气”——在“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之后，他一直是采取一种近乎于“放养”的手段来“统治”逃亡者；这样的统治手段导致逃亡者养成了“自由散漫”的性格，也助长了他们日益膨胀的好奇心；他相信，如果他拒绝了他们，他们绝对会随便找个理由就离开聚集地，进入旷野中去寻找“不稳定空间”！
与其拒绝他们，还不如答应他们的请求——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逃亡者的领袖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希望能够将所有的“探索”都纳入到自己的监管之中，希望所有的“探索”都是在有计划、有目的、可以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将所有对“探索”感兴趣的逃亡者纳入到自己的计划中之后，逃亡者的领袖终于不用再为人手不足而发愁了。
对他来说，逃亡者加入到计划中带来的最显著的有益变化就是，逃亡者会主动承担起“对比区域数据”的责任——在最开始的计划中，这项工作原本是要由未觉醒的量产机来完成的。
逃亡者的加入会让“数据对比”得到的结果更准确，也会大大减少所有人的工作量，毕竟，未觉醒的量产机是没有主动甄别能力的——它们只能将所检测到的一切变化都纪录下来，并且将这些数据全部打包发给支配他们的逃亡者；逃亡者在接到这些数据之后，必须要首先剔除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数据——这些数据有可能是一阵风。也有可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这之后，逃亡者才会对其他的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该区域是否有“不稳定空间”。
在人手不足的时候。“数据对比”这样的工作只能交给未觉醒的量产机——在计划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支持者都必须要负责好几个甚至十数个“区域”；他们不可能亲自记录所有区域的观测数据。因为他们无法处理所有管辖区域内的观测数据；他们只能将记录工作的第一步交给未觉醒的量产机——就算是量产机帮他们处理了原始数据，他们也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量产机发过来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
在逃亡者加入到“探索计划”之中后，他们会接替未觉醒的量产机的工作——充足的人手甚至让逃亡者的领袖可以在每一个划定的区域内布置两个以上的逃亡者；他们会直接监测整个区域，并且能在第一时间将“毫无意义的数据”排除；他们还能充当整个监测网络中的讯息节点，让整个网络的通讯更为迅捷、准确——这能让有关“不稳定的空间”的讯息更快地传递到逃亡者的领袖的耳朵里，让他可以更快地选定“探险者”，开始真正的“探索”。
“四十个世纪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是那些被光荣的选定为“探险者”在进入“不稳定的空间”前最常说的话——四十个世纪只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数据。并不代表那些回不来的“探险者”真的需要四十个世纪才能“复活”；这只是有记录的“探险者复活”所需的最长的时间，实际上，如果他们的运气足够好，他们可能在下一个世纪之初就能够“复活”；他们只是习惯了这样的说法——他们需要用这句话来表现自己的“义无反顾”与及被选定为“探险者”的荣光；他们觉得在进入“不稳定空间”之前说出这句话会让自己显得很有气势，并且在转生之后也会成为自己一生的“荣耀”。
因为有了足够的人手，逃亡者的领袖就不用重复安排固定的一个或几个人不断地去冒险了——事实上，每一次发现“不稳定空间”的时候他都会感到头疼，因为他需要从厚厚的申请列表中选出“区区两个幸运儿”。
逃亡者的热情在初期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之后，终于在经过了几十个世纪之后显示出他的弊端；为了安抚没有被选中过的逃亡者的怨言，逃亡者领袖不得不规定。一旦某个逃亡者被选定为“探险者”，在解下来的一百个世纪里，他的“探险申请”将会被拒绝。
这样的规定给了那些从未被选中过的逃亡者以“期待”——那些不幸的人总是这样告诉自己：这次没有被选中就算了。下一次可能就轮到我了；下次没有被选中也算了，大不了就等所有人都去过了之后再去嘛！
因为怀着这样的“期望”，逃亡者才能安心下来等待；他们知道自己迟早会被选中，所以他们并没有贸然地自行去“探险”——逃亡者的领袖很满意这一点，因为这代表着整个计划都还在他的监控之中，并没有朝着他所担心的方向发展。
除了稳定人心之外，这项规定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每一次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幸运儿被选中，所以逃亡者都为被选定为“探险者”而自豪。这样的心态很可能会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这样的“自豪感”会随时提醒他们。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与及整个种族的期望，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在陷入困境的时候爆发出新的能量，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完成整个探险任务。
这些“探险者”在进入“不稳定空间”之前说的那句话可能就是他们的心态的最好的写照——他们不是不知道“探险”本身存在的风险：在过去的几十个世纪里，“探险”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并没有一个“探险者”能够活着从“不稳定空间”里回来，更不用说带着“安全的异世界”的讯息了。
这些数据就这样清晰地摆在所有的逃亡者的眼前，并没有任何的遮掩——所有人都清楚，逃亡者的牺牲究竟有多大，但是。并没有一个人退缩。这很可能是那些“探险者”身上的自豪感所起到的“示范效应”——所有人都认为“探险即正义”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注意“探险”本身存在的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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