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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一-本-读-小说  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涉入此领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着不眼红。

    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叶淇变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们了。

    也叶淇变法之后,晋商、陕商和徽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商败退,晋商和徽商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时至今日,崇祯八年,晋商因贩盐卖盐而成巨万之家的不在少数,而他们贩盐卖盐,走的都是正规渠道。而在山西这片地界儿,贩卖私盐的却也是极多,多如牛毛。他们自然没有盐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两淮和长芦盐场去支盐,但是他们依旧能活下来。

    因为山西有池盐。

    就像是两淮有海盐,四川有井盐一样,山西的池盐,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逊色。

    不过董策对这个了解的还不多,须得找个专业人士来问才是。

    他估计黄季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他只是个家丁护院,接触不到一些上层的东西,估计连路线都不大容易搞清楚。这玩意儿,得问干这行儿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个?

    董策挥手招来董勇振:“上一次去过那张麻子家外面的那条巷子,还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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