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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这并非虚辞。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洋八股”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在它背后还有一种和谐.流畅的人性美。

    由这种特性的文字组合起来的经典文章,内部就回旋着自然的节奏与韵律,久久诵之,一朝顿悟,才能体会出文章、语言内部的韵味和结构上的匠心。

    “诗不可译”,同样,中国经典的古文,翻译成白话也极为困难。一者许多时候它是多义的,一部《老子》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读出新意;二者一旦翻译,不免要丢失文字中的一些美和内部透露出来的十分微妙的消息——它的音乐性、内含的气韵,以及一层模糊的、属于直觉感知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再者就是语言的精练。

    胡适那一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很耐琢磨,多半底蕴浑厚,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有古文根底,有的后来到西方留过学,博古通今,笔底的白话文不需太多的自觉性,就已融通了文言的肌理、精血,“天然”地带了历史文化的气息。

    而况白话本身,比较通俗,要求大众化,任其发展,其演变趋势必是越来越“粗糙”、简单、实用、平面,这是与大众要求相一致的。单单学习这样的语言,很难掌握汉语之精妙。这时,就需要通过学习雅致精深的古文,来提升自己谋篇炼字的艺术技巧和本领。

    现代人写文章太过“明白”、“大白话”,就在于深受其害,学古文太晚,不通文言,对历史文化一知半解。而没有了这个底蕴,全面切断古文化资源后,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来,整个文化层已然断裂,文字内部就很容易苍白、空洞,没有多少文化气息了。

    这种文体最初成型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笔下,鼓吹粗俗,接近于口号,是一种“土八股”。相对于土八股来说,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洋八股”——形式上花哨、华丽、铿锵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

    “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说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小说、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小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笔下武侠小说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例如,他们很少用“喝水”、“喝茶”,更多用的是“吃水”“吃茶”或“品茗”等。因为一个“喝”字,带了大的响动,是一般百姓的喝法;“吃”和“品”则是悄无声息的、不带响音的,是“文明人”的喝法,象征一种修养或教养。

    贾平凹师承不在“左翼”作家,不在“喝”那一边,这是他日后语言能够高人一筹之起点与终点。其后,他用了大量的心力,才练出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抵制流行话语的侵害,虽不那么彻底,不时也冒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颇多的文字,但由总体说,他文字里流动着博大的生命气韵,柔软地包容一切,尤其对遏制那种刚烈、蛮狠、霸道、充满血腥与攻击性,而内容空洞的“文革体”、“红卫兵体”、“大字报体”,有极大解构功能,是在世大陆作家里最优秀的之一。

    这一点,即便是我这一代的“新生代”中,也难说有几位能自动意识到的。

    曾经就有人批评过余杰,说他文风威猛,有着强大杀伤力,在批评余秋雨、钱穆等人的文章里,就露出“文革体”的不良影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文体甚嚣尘上、最终独行天下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之影响。

    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也堪令人忧。

    而余杰这么聪明的人都被绕了进去,大多数中国作家至今仍陷身泥潭,不能出拔,不能觉悟,贾平凹却是早在1983年前后就绕了出来,接上了沈从文那一代以数人之力,为“艺术而艺术”,抵制“左翼”文潮过于近视的功利化主张有害影响的“美文”传统创美文》杂志宏扬这个传统,的确难能可贵!

    当年亲患,学汉语语言开始并没有语法,语法是后来引入的,为强调其科学性、可学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许多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裁断,就不很达标。

    试举数个例子以说明。

    汉语中的一大修辞方法是“通感”,打通五官,可视、可感、可触、可嗅、可品的都能互用。如“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小媳妇举着“闹轰轰一大把子通草花儿”等,在语法上都讲不通,与生活现实也大相违背:红叶怎么能烧人?风声如何可以绿?杏子、草儿怎样会争吵?这就是“通感”了的效果,其想象之新颖别致,实在是绝妙!到了现代的朦胧诗,里面的修辞日见了丰富与重叠。

    美丽的中文系是一汪大水,我是水草里的一尾,厌光小鱼,许多目光锐利的鱼鹰正耐心地等待我们长大,并蓄意刁走我们的灵魂。

    这诗说明鱼鹰似的教授,对学生像待小鱼那样,随时准备扼杀他们的生命灵性。透出学生的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上的失败等情绪。

    可是,如果不以诗的语言来说,代之以直白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味道,不值得看了。

    假如说上面还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到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引出古龙等人电影蒙太奇画面式的用语“古道,快马,一人绝尘而去”等章,数个,名词并列成句,叠出一组意象,语法上是怎么样都说不通的,却不害其意,而特别的形象逼真、简捷精练。

    我说自己喜欢贾平凹的语言,其道理都包含在上面几例中,以见得平凹的不孤。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语言是经得起细细把玩的,也耐看耐读耐琢磨,出味。这在小说里,可能还不太显明,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了;看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以语言有味见长,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谈文化的《老西安》、《秦腔》、《五十大话》,谈家世人物的《我是农民》、《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谈景色世风的《白浪街》、《商州初录》等。他在《浮躁》诸小说里的景色描写,也可见出那种大散文家的风范来。

    一流的作家都靠一流的语言来支撑,语言不好,故事再感人,也成不了一流作家,文章难得会传世。

    像莫言,即使我和他师出同门,同在北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认识远在西安的贾平凹还早,但提起他的语言来,我实在喜欢不起来,认为它们太膨胀、夸张,爱走极端,没有节制,也很不凝练,直到《檀香刑》、《四十一炮》都还这样,那是很要命的事。

    贾平凹的语言中,却绝对没有这些个观感。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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